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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2娱乐     |      2020-02-02

《中国文学史新著》是一本由章培恒,骆玉明 主编著作,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28.00元,页数:152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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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新著》读后感(一):人类几千年文明史上人性确实不断发展吗?

章培恒先生给独立招收的第一届博士生陈建华授课

1996年,章培恒、骆玉明教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问世,在学术界和读书界引起极大轰动,创造了当年销售七万套、累积销售20多万套的辉煌业绩。这部享誉全国的文学史著作是合作者在章培恒先生文学史观点的引领下,主要由合作者撰写的,骆玉明教授负责最终统稿。而章先生则撰写了一篇长序,阐述他“文学的发展与人性的发展同步进行”的观点。该书出版后,章先生感觉到自己的文学史观在全书中没有达到预期目标,遂决定重新编写。十一年间,两位主编广泛吸收各方意见和新的研究成果,推出《中国文学史新著》。与1996版相比,章先生承担了《新著》大部分的撰写工作,以期通过这样的方式,使自己的文学史观贯穿全书。在近日召开的专家座谈会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华东师大、苏州大学、扬州大学以及我校的知名学者盛赞《中国文学史新著》是“有思想的知识体系”、“文史研究领域里程碑式的巨著”。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突破陈见束缚,掘发新异创见,是学术研究的最宝贵之处。章培恒先生曾在一次访谈中坦言,其治学深受朱东润、贾植芳、蒋天枢三位著名学者的影响,在学术研究中非常注重独立思索的精神,从不人云亦云。而这些学术新见不是为了标新立异哗众取宠,都是经过严密科学的论证的。在文学史的研究中,历来以朝代更替作为文学史分期的依据,忽略了文学史发展演变的内在规律。在《新著》中,章培恒先生打破了以往的陈旧分期模式,特别注重以文学本身发展的内在联系将先秦至1900年的中国文学分为上古文学、中世文学、近世文学三个阶段,同时也揭示出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密切联系。在书中,多处论述到古代文学对现代文学的影响。例如,他比较了龚自珍的《病梅馆记》和俞平伯的《花匠》在内容上的相似之处,分析出龚自珍的散文《尊隐》和鲁迅的散文《影的告别》在写法有相通的地方,在论及六朝文学时,他还以朱自清的散文来印证五四美文受到六朝美文的影响,说明中国文学中对美的体验古往今来有诸多相通的地方。余英时认为,“中国文化是一个源远流长的独特系统”,而在章先生看开,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也是有其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的。这个规律就是“文学的发展与人性的发展同步进行”。以往的文学史主要是以阶级斗争作为贯穿始终的线索,然而在文学史上,许多的问题,依靠阶级斗争理论是不能够自圆其说的。中国社会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人性的意识、自我的意识在潜移默化地发展,五四以后这个现象非常突出,但是在中国古代文学中,这种意识已经存在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逐步变得明晰起来。皓首穷经为求真南开大学教授罗宗强、我校中文系教授王水照、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浙江大学教授廖可斌等多位专家都认为,章先生这部《中国文学史新著》是一部“有思想的文学史”,为学界提供了一个“有思想的知识体系”。而这个“思想”、这个“知识体系”是建立在章先生对学术研究一丝不苟的精神和无限热爱的基础之上的。苏州大学范伯群教授是章培恒先生多年的老朋友。在《新著》的撰写过程中,有一次,章先生打电话给范伯群教授,说最近经常失眠,睡不好觉,范教授赶忙问原因,章先生有些感慨地说:考虑中国文学史的体系啊!可以说,学术研究已经与章先生的生命融为一体。对书中的每一个细节,章先生更是精益求精,不肯有丝毫的马虎。有一次,章先生打电话给王水照教授,向他借阅日本学者森濑寿三关于唐诗考论的书,为的是搞清楚李白的《静夜思》中究竟是“床前明月光”还是“床前看月光”,究竟是“举头望明月”还是“举头望山月”。原来,森濑寿三对李白的《静夜思》一书有非常清楚的考证,章先生在论及此诗时想找到原始出处,以呈现原书面貌。实际上,在《新著》的撰写过程中,章先生查阅了大量的原始文献,作了许多翔实而又极富学术价值的注释,在书的最后校对环节,在医院里亲自校对引用文献,以确保引用资料的确准。在当今有些浮躁的学术界,章先生这种求真、求实、亲力亲为的探究精神是尤其值得提倡和发扬光大的。而《新著》也体现了章先生对人生和社会的真实感悟。正如骆玉明教授所言:“章先生是喜欢鲁迅的,章先生一生受鲁迅思想影响蛮深的,这里面包含一种对于历史的理解和对现实的理解。”“整部书体现了章先生对中国文学的一种看法,而且体现了章先生的人生阅历、人生态度、文化理想和现实关怀。”“像章先生那样做主编”当前,社会上流行着这样的话:“顾问,顾问,顾而不问”,“主编,主编,主而不编”。反映了人们对“顾问书”、“主编书”的不满和嘲讽。而《中国文学史新著》却是一部具有个性化色彩的文学史。虽然形式上《新著》是由章先生领衔主编的,但撰写过程中,章培恒先生明确地提出了撰写的宗旨,更主要的是在随后的统稿工作中,章先生本人付出了大量的精力和劳动,现170余万字中,经过他修改或重写的大约120万字,其余部分也经过他修改,恰如骆玉明教授所言,“07版文学史是章先生直接主持的,无论是他自己写的,还是我们自己写的,所有的文稿他都重新处理过了。”可以说,增订本中许多章节的论述都融入了章先生个人独特的生活经验和情感,处处都感受到他独有的思想和笔触。专家们说,“文学的发展与人性的发展是同步的”、“内容与形式发展并重”、“注重古今演变”这三条思想贯穿了《新著》的字里行间,这无疑是章先生“既主也编”的结果。尤其令人感动的是,《中国文学史新著》的统稿工作,是章先生在病中完成的。在病房里,章先生也一直没有放下手头的工作,有时一边打着点滴一边与责编讨论修改事宜,体现了章培恒先生在学术研究上精益求精、不懈追求的可贵精神。

章培恒先生《增订本序》中说:“我们的基本写作原则——文学的发展与人性的发展同步,文学内容的演进是通过形式的演进而体现出来的。”

章培恒先生针对长期以来大学学科造成文学史研究的古今分野而发出打通古今的呼吁,凭这“整体”观念把中国文学史纳入世界文明史进程,实即把中国文学看做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同时也完成了文学史的现代与传统的对接,树立了汉语的主体性。古今演变蕴涵着对于全球化境遇中的中国文化走向的回应与前瞻,对于新时期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人类文明发展几千年,科学技术发展迅猛无疑,但人性果然发展了吗?今人之人性果然高于孔孟老庄时的水平了吗?

章先生关于中国文学研究打通古今的论述,见诸《关于中国文学史的宏观与微观研究》(下称《宏观与微观》)与《不应存在的鸿沟——中国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问题》(下称《鸿沟》)这两篇文章,1999年初先后在《复旦学报》和《文汇报·文艺百家》上发表。同类文章可能还有,而两文收入先生自定的《不京不海集》中,应当是他最为重视的。他在《鸿沟》中说:“在中国文学史的宏观研究中,除了必须重视文学观念以外,把中国所谓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打通,似已成为当务之急。否则宏观研究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宏观研究”(《不京不海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页574)。这对当时学界具振聋发聩之效,在这些话中我们可体会到某种紧迫性,今天略可告慰先生的是,打通古今或古今演变几乎已成为文学史研究者的常识了。然而就在这一年不幸章先生患上了癌症,突如其来的打击使先生面临一种学术与生命的紧迫性。的确,长期在古典文学领域里耕耘,一旦提出打通古今必然也给自己带来挑战和压力,如收入《不京不海集》中的几篇文章《鲁迅的前期和后期——以“人性的解放”为中心》《重读〈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兼及“近代文学”问题》(下称《开端》)都与现代文学有关,虽然为数不多,却涉及现代文学与古今演变的方向性问题,十分宝贵。从时间上看,这三篇文章写于2001年,都是在患病之后所完成的,由此也可看到某种紧迫性。

欲得此答案,不知该向何处寻找,先贤可有论述?

与“古今演变”的宏观研究一起,章先生提出了中国文学史的“整体”观念:“就中国文学史研究来说,我认为宏观的研究显然是滞后了,目前非大力推进不可”(《不京不海集》,页569)。事实上提出古今演变是以他对中国文学史的“整体”把握为基础的。从学术谱系来看,众所周知章先生最初师从贾植芳先生学习现代文学,被打成“胡风分子”之后又师从蒋天枢先生学习古典文学,因此他本来就通古今。虽然自1980年代起所发表的大量学术著作主要是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实际上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和外国文学都有深厚的学养。这里举一个我个人接触的例子。2007年我完成《革命与形式——茅盾早期小说的现代性开展》一书,请章先生赐序。出版社催得紧,他很快就写了。这并非一般推奖学生之作,文中言简意赅地论及茅盾小说创作的特点及其接受过程中与意识形态的纠葛,还引用了未为学者注意的1936年鲁迅给胡风的一封信,关于茅盾创作提出了包括风格及其与其他作家区别在内的三个问题,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也带有某种普遍意义。

《中国文学史新著》读后感(二):文学老师的哲学修养太低

“我在上初中时就读了茅盾的不少小说,而且颇为喜欢”,章先生在序文里说,事实上不仅对茅盾的小说,这篇2500字的短文体现了他对现代文学的宏观观照。在这里我还想补充一句,这篇序文是章先生在华山医院病床上写的,至今难忘我在他病床之前作不情之请的情景。现在这本《革命与形式》已被翻译成英文,荷兰博睿(Brill)出版社已列入明年出版计划,如果先生在世,一定会感到高兴的。

文学老师的哲学修养太低——克己复礼为仁:能够自己做主去实践礼的要求,就是人生正途;实证科学只是众多科学的一种,实证科学占主导地位,是因为实证科学有利于资本增值;学而时习之:学了做人处事的道理,并在适当的时候印证练习.................................................

章先生曾打算写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可惜没能如愿。他的病情时有反复,但有所好转就全力投入与骆玉明教授合编的《中国文学史》(1996年出版)的修订工作,该书在2007年出版,即《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本,其后又有所修订,2011年出版了增订本第二版。此书凸显了章先生的古今演变的观念,如书前《增订本序》说:“我们的基本写作原则——文学发展与人性的发展同步,文学内容的演进是通过形式的演进而体现出来的——固然一如既往,但也对自己提出了新的要求:尽可能地显示中国文学的前现代时期所出现的与现代文学相同的成分及其历史渊源。”(页1)可见在原先架构的基础上体现古今演变成为“新的要求”。因此今天我们学习章先生的古今演变的思想,除了有关的理论性阐述,这部《新著》也是一座充满具体例证与实验精神的丰富矿藏。

《中国文学史新著》读后感(三):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读章培恒《中国文学史》序言

下面就《中国文学史新著》(下称《新著》)与“古今演变”宏观研究的关系及其对于新时期文化建设的意义等方面谈点粗浅的体会,请大家批评指教。

先秦之诗经,魏晋之玄言。汉之赋,唐之诗,宋之词,元明清之小说与戏剧。每个时代都有自己最醒目的代表文学。

读者为什么要阅读文学作品?就多数人来说,是为了获得精神上的享受,寻求愉悦”(《新著》,页1)。从这一问题出发,《新著》“基本着眼于在人性的发展制约下的文学美感及其发展”。其所依据的“人性”的理论,我们知道,根植于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与鲁迅的“人性的解放”的论述,也受到贾植芳先生的引导和启发,这些我在《不京不海集》的读后感中已作过一些阐述。现在我们要探讨的是《新著》与“古今演变”的“文学观念”有何内在联系,并含有什么理论与实践的启示?

那么我们这个时代呢?我们有什么是可以载入后代文学史的吗?

章先生在《增订本序》中指出:“这部增订本对于以前长期流行的文学史模式有了进一步突破,并且成为自觉地从事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成果。尽管对于探讨中国文学整个发展过程的内在联系来说,这仍是初步的工作,而且可能含有严重的讹误,但至少已经勾勒出了我们所认为的从整个古代文学进向现代文学的历程”。首先这里的“现代文学”是先生在《开端》一文中所概括的:

是莫言书写丑恶的小说?北岛理想破灭的诗歌?韩寒抨击时事的杂文?郭敬明的物质主义迷梦?亦或是,那些泛滥在网络中的言情、玄幻、武侠、官场等一系列天马行空的无边幻想?

第一,它的根本精神是追求人性的解放;第二,自觉地融入世界现代文学的潮流,对世界现代文学从写实主义到现代主义各种文学潮流中的具有积极意义的成分都努力吸取;第三,对文学的艺术特征高度重视,并在继承本民族的文学传统和借鉴外国经验的同时,在这方面作了富于创造性的探索——不但对作为工具的语言进行了勇敢的革新,在继承本民族白话文学传统的前提下,作出了突破性的辉煌的成绩,而且将包括描写的技巧、深度、结构、叙述方式等在内的文学的形式改革得在总体上现代化了,使文学的表现能力也达到了足以进入世界现代文学之林的程度。(《不京不海集》,页590)

如果是后两者,或许会让当代以文学家自居的人们大跌眼镜吧。但谁能说它们必定不能代表我们的时代呢?

那么《新著》怎样体现“从整个古代文学进向现代文学的历程”呢?我想主要在三个方面:首先在历史“分期”上不再如一般文学史根据秦汉唐宋等朝代来划分,而采用了“古代、中世、近世、近代”的分期,这样的思路在《宏观与微观》一文中已见端倪。其次清晰勾画了各个分期的文学进展线路,如《导论》最后概括的:“在文学的美学特征方面,上古文学是我国文学的自发时期;中世文学的发轫期是文学的自发向自觉转化的时期,它的拓展期和分化期就其主要倾向而言是文学的自觉时期;近世文学则是文学的自觉性进一步强化的时期,其突出标志是虚构文学的重要性和地位的飙升,在某些时段甚至占据了文学的主导地位。”(页20)第三也是最根本的,即描述了文学中人性的美感表现及其艺术形式的历史进程。

以下分析仅以本人对于章培恒先生文学史观的理解而论,既不代表本人立场,也不代表章先生观点。

这么概括有简略之嫌,如《新著》中把“近世文学”的展开分为“受挫期”、“复兴期”、“徘徊期”和“嬗变期”来描述,似比原先的思路更为复杂。的确“在近世文学的戏曲与通俗小说中经过虚构而出现的个人与环境的冲突却更为广阔、集中与尖锐,因而感情更为具体、激烈,更能突入读者的内心而引起深刻的共鸣;……而那些企图把文学从自觉方向拉回来的力量,除了从外部加以禁毁外,在文学内部的抗衡作用已日益衰落。所以,近世文学乃是我国文学在总体上进一步迈上自觉道路,并在美的追求上取得了新的、重大发展的时期”(页19)。对近世文学发展作如此浓描细写是对象本身的复杂性所决定的,而对于章先生来说,与凸显人性同样重要的是书写过程及其演绎方法,像这样的实证研究不仅是信史建构的必要前提,也旨在呈现人性与文学的历史进程的运动状态。

文学的发展伴随着人性的发展。当我们的经济愈加的繁荣,我们的个体意识便也愈加鲜明。从先秦到当代,我们的人性之路就在曲折中,朝着个体性与独立性的方向不断延伸。文学由先秦的重群体轻个体,到魏晋的追寻内心之路,历经了波折与徘徊,达到了五四时期所谓的“人的解放”,而在近代,更是进一步发展出了更为个体化,甚至私人化的“私小说”。这是文学以人性为基础的发展。

“近世文学”也是与现代文学的接榫之处,《新著》对于前后延续嬗变之迹一一交代,比照上引现代文学诸特征,不消说如《儒林外史》《红楼梦》显示了白话与现代文学的内在联系,在龚自珍那里可发现与鲁迅的“人性的解放”相通的表述,或如《海上花列传》从“全知视角”到“限知视角”的叙事模式的转换,令人信服地说明即使在未受外来影响的条件下,也会在艺术形式上发生突破。这些例

而就文学本身而言,它在审美性和自发性上也在一代代的发展中表现出更为浓郁的特色。到了元戏剧和明小说时期,古典文学发展到了巅峰,而其突出的标志就是虚构文学。

子都说明中国前现代文学中已滋长着某些富于生命力的东西,已具备朝现代转化的内在机能,而现代文学也并非横空出世,跟自身的文学传统有着不可割断的联系。这也说明,只有把中国文学看作一个整体,方能把握其中古今演变的轨迹。

这是我对章先生序言的理解。

除了对文学中“人性”发展的内容的探讨,《新著》也表明:“人性的发展与文学的艺术形式及其所提供的美感的发展之间的联系,我们对文学的艺术形式的重要性有了较充分的认识,这对我们来说,也是文学思想的一种突破。”(页2)所谓“形式”并非一般指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乃至明清戏曲小说,这些都属于“体裁”,因此跟我们惯常的所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说法不同。《新著》说:“形式乃是由作品的语言所构成的体系。而作品的内容(包括感情)则不但是由形式所体现,而且形式的变动必然会影响内容本身。”(页11)比方说李商隐《锦瑟》一诗从“锦瑟”至“怅然”这56字即为“形式”,其艺术特点存在于这一首诗的语言结构之中。这一以语言与结构为基础的“形式”观与当下西方“新批评”、“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的文学理论有相通之处,其实也是章先生自身的理论传承与学术训练的结果,在理论方面博采众长,从马克思、鲁迅到胡风都可看到影响的印痕,同样不可忽视的是从陈寅恪先生到蒋天枢先生以及他们所传承的乾嘉学派诠释谱系,给章先生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与实践经验,关于这一点还有待探讨。这里可举1992年发表的《李白的婚姻生活、社会地位和氏族》一文为例(《不京不海集》,页25—31)。从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一诗出发讨论李白的两次入京、三次婚姻,并涉及与子女在内的感情生活,不仅对于这首诗以及相关的其他诗作都须作结构性细读,也必须把李白全部作品作为整体来考察,整篇文章体现了语言与结构的意识与分析技艺,在乾嘉学派的基础上显示出近代科学的方法。并非偶然,在解释李白的婚姻与社会地位和氏族的关系时,章先生引用了陈寅恪先生的有关论述。虽然这篇文章并非分析诗的艺术特征,但语言与结构的分析方法同样适用于美学范畴的分析。

他认为文学的虚构性标志着文学在人性上、审美性上和自发性上的成熟,具体表现在文学内容从主观抒情到客观描摹,到借景抒情,再到虚构描写以抒情。

内容与形式融为一体并互为影响,《新著》通过大量分析实例阐述了文学形式包括各种体裁的演进,指出“艺术形式的逐步丰富与完善,其最根本的推动力,乃是人性的不断发展。由此所导致的感情的不断丰富、细致、强烈及其相互冲突的更为尖锐、急剧,也就要求并推动其表现形式做出相应的调整”(页15)。对形式的强调更看重人性的历史开展过程中对人性自身的深刻认识,从而要求新的表现形式,这一点尤富启迪。如美国“新批评”派对作品的形式分析趋于极端,甚至排除作者生平信息或社会脉络,俄国形式主义也出现过类似倾向,以致后来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1896—1982)等人起而纠偏而强调美学的社会功能。章先生的关于人性激烈冲突与尖锐艺术形式之间关系的阐述多半与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的文艺主张有关,当然这样的人性必定与社会条件丝丝相扣,因此相较新批评与早期俄国形式主义的纯形式倾向是高出一筹的。

如果按照这样的观点看来,我以自己的浅薄之见认为,网络小说也许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代表文学。

贯穿着“古今演变”的问题意识,《新著》含有中国文学史的整体视野,其内容与形式两方面的书写法对于一部现代文学史也有示范垂则的作用,当然现代文学的发展样态应当是更为复杂多样、更为波澜壮阔,且必定带有自身的特性。

网络小说从一开始就走的是纯虚构的路线,它发轫于言情和武侠,演变出了后来的穿越与玄幻,并吸收了官场小说,到现在发展出了多种倾向的大杂烩。虚构是其一直以来不变的特性,这也正充分说明了其自发性。

自章先生提倡古今演变研究以来10多年过去了,他离开我们也5年有余。先生在生前设立了古今演变的专业学科,与谈蓓芳教授合带研究生,到现在这个学科包括毕业和在学的已经有十六七位硕士和博士。另外章先生与陈思和教授在《复旦学报》上开设专栏和召开国际叙述研讨会等形式,使得古今演变的观念与研究方法深入人心,现在已经变成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显学,这是很可喜的,当然这当中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理论与方法实践,也有一些大而无当的现象,不过这些也是很正常的。

虽然是纯虚构,但网络小说却格外重视人物的塑造,可以说正是小说里特色鲜明的各类人物形象,让网络小说在虚构之中,却比正统文学带有更多的烟火气息。小说里的主角往往是不为世俗羁绊,任情而为,任意而行。放任个人的性情,追求自我的实现或享受是网络小说里一贯宣扬的处世之道。从这一点上看来,网络小说顺着文学个体性的发展之路走到现在,似乎到达了我们这个时代个人意识的高峰。这亦是符合文学在人性上的发展的。

这十几年里全球化大潮中学术生态迅速变化,新媒体开启新思维,数据库等在改变着做学问搞研究的方式,信息流通与学术交流空前频繁,在国际会议的议程上跨语言跨民族跨文化研究占据前沿潮流,这么看古今演变的观念普及也和这样的大环境有关。比方说这几年“世界文学”是个热词,哈佛大学的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教授主编的《世界文学理论读本》一书,前几年出版了中译本,他说在全球时代一向局限于个别国家比较研究的“比较文学”已经跟不上形势需要,因此主张以“世界文学”的观念取而代之。这正是学科整合变化的表现。同样在文学创作方面,2017年11月我参加上海作协举办的“世界文学与汉语写作”论坛时发现,作家们普遍觉得汉语写作是世界文学的组成部分,对汉语写作的世界性表达了自信,这些都体现了世界视野与汉语的主体意识。今天我们重读《鸿沟》一文的开头,首先章先生是针对长期以来大学学科造成文学史研究的古今分野而发出打通古今的呼吁的,然而他强调:“作为文学史宏观研究的先决条件,是文学观念问题。”(《不京不海集》,页571)凭这“整体”观念把中国文学史纳入世界文明史进程,实即把中国文学看做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同时也完成了文学史的现代与传统的对接,树立了汉语的主体性。这一“对接”十分关键,如果中国文学不是作为“整体”,就谈不上主体性。如章先生所论证的,“人性”并非外来之物,尤其中国的近世文学含有自我更新并走向现代的能量,实即确立了“中国特色”,因此古今演变蕴涵着对于全球化境遇中的中国文化走向的回应与前瞻,对于新时期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而在审美性上,这却是网络小说的一大软肋,也是其备受诟病的原因之一。实际上,在网络小说的发端——武侠、言情小说中,并不乏审美性的元素。不管是温瑞安的诗词武侠,还是琼瑶的唯美风格,都曾为网络小说的审美性埋下一粒颇有希望的种子。到了网络小说初期的沧月武侠世界,其审美特性比之传统武侠更甚。而网络小说发展到当下,它已形成了高度商业的运作模式,作者的写作多以经济利益为目的,这样的导向导致了网络小说的批量高产,使其质量不仅是鱼龙混杂,更可谓是整体滑坡。结构的散乱,辞藻的堆砌,甚至是逻辑混乱、含义不明……各种问题让网络小说越来越让人失望,并为正统文学所不齿。但它的问题并不能取代它的本质。

促使他提出打通古今文学的,正如《宏观与微观》和《鸿沟》等文中一再表明的,是针对当时学界流行“断裂”或“飞跃”的说法:“对中国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有的学者说,五四新文学的出现是中国文学传统的断裂;有些学者则将它说成是在继承中国文学传统基础上吸收外国文学营养而形成的飞跃。”他认为这两种说法都似乎言之成理,但都缺乏证据。他明确表示:“与‘断裂’说的意见不同,我认为现当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的传统从未断裂过”,但这里的“传统”并非作为主流的儒学传统,而是像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所谓“撄人心”功能的文学传统,实即更具生命力的常具反抗性的“传统”。章先生认为“人性”本来就酝酿于中国文学之中,尽管历尽曲折,对自由与解放的渴念与奋斗从未消歇,到近世在外来文化的刺激下而出现“飞跃”的态势。问题在于章先生通过具体论证把“人性”置于历史进程中,一方面坚持鲁迅所代表的“人性的解放”精神,另一方面也破除了关于“五四”的“现代”迷思。

回顾古典文学时代,网络小说之于我们所谓的正统文学,不正像宋词之于宋诗,戏剧之于诗赋,古典小说之于所有其他文学体裁吗?它被文学家们不屑一顾,却赢得了广大的民众市场;它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俗文学,但谁又能肯定在千百年后它不会成为21世纪的宋词和元曲呢?

的确,198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说法,就有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呼声,然而关键在于问题的提出与解决方式。我们再来看《鸿沟》一文,在主张从现代文学来发现古代文学中富于生命力的文学链接时,先生举了朱自清《荷塘月色》与梁元帝《采莲曲》的例子,另举了龚自珍《病梅馆记》与俞平伯《花匠》的例子。在主张现当代文学研究应当关注与古代文学的联系时,举了巴金《家》与《红楼梦》、戴望舒《雨巷》与李璟《浣溪纱》的例子。或许对这些例证或解释可见仁见智,但却无法否认中国文学的“整体”存在,其实自1980年代起章先生就发表了《关于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评价》《李梦阳与晚明文学新思潮》等一系列文章,都在不断发现与评价古代文学中具有现代价值的文学传统,而提出古今演变可说是对自己的研究实践的一种理论化的表现。中国文学“整体”观念的理论意义在于打通了两头,摆正了现代与传统的关系,当然给文学史研究者——无论是古代还是现当代的文学研究者——带来挑战,要求开拓视野,其根本目的在于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学,同时具有一种参与建构当代新文化的实践意义。

但要在后世文学史里登上如此的地位,网络文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管是在审美性上,还是在形式的创新上,或是内容的合理化上,它都仍然处于一个粗制滥造的阶段。现在的网络小说,靠的是猎奇和麻醉来吸引读者,却少有佳作能给读者在真正意义上带来情感的触动与感悟。这需要网络小说写手们自身的不断学习,也需要正统文学作家们对于网络小说的承认与关注。

围绕“整体”观念,章先生作了许多细致的工作,处处闪现其“辩证”思维之光。所谓古今演变本身旨在消解古今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不仅是古今,对于新旧、雅俗、现代与传统这些相通的概念也具此意义。长期来古今文学之间的分界,不仅由于学院学科所致,从更深层面来看,也是新与旧、进步与落后之类的二元思维结构所造成的。我们今天年轻人学习古代诗词、书法等传统文化蔚成风气,因此在当下学习古代文化传统的热潮中来看章先生提倡古今演变,就愈加觉得亲切。那时候,如果有人声称要学做旧体诗词,那简直不可思议,无形之中属于一种禁忌。长期以来把古代文学看做一种科学研究的对象,使之教科书化或博物馆化,给人观赏或批判,要学习的话是学习阶级斗争或现实主义之类。而章先生提倡打破古今,立足于当下,把文学回归到感情、美感,把文学传统变成生活和创作的源头活水。我们来看《宏观与微观》中一段话:

以否认其为“文学”来贬低网络小说的地位,已经毫无意义;面对一个拥有如此广阔读者市场的文学形式,我们与其去质疑其读者群的品位,不如试着去了解它们,学习它们,改造它们;借助它们如野草般的蓬勃生命力,使其成为另一颗璀璨明珠。

在今天的中国文学史宏观研究中,首先要解决的也是从怎样的文学观念出发的问题。而在我看来,我们之作为出发点的文学观念,既必须与当前的文学发展的实际相适应,又应不与以前的文学发展的实际背道而驰。否则,我们的宏观研究就只能导致以下两个结论中的一个:中国文学的发展越来越走上了死胡同,或者,中国文学以前一直走在错路上,到了某一阶段(例如五四运动时期)才走到正路上来。而这两个结论显然都并不符合中国文学的真实面貌。(《不京不海集》,页571)

《中国文学史新著》读后感(四):《中国文学史新著》:有思想的知识体系

章先生所说古今的“今”,从文学史研究来说指现代文学,也常指“现当代”,上面这段话中则明指“当前的文学发展”,由是把古今关系置于当下进行时,或未来时,其中充盈着普遍人性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也包括当代生活的精神

《中国文学史新著》:有思想的知识体系

特征。因此对于文学史研究者也含有如何立足于当代观照历史的课题,当下的问题意识给历史注入活力,同时历史研究不仅是一种专业工作,也是一种参与当下生活与历史进程的实践活动。因此文学史研究者更应当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文学者,只有打通古今才能对中国文学史有个整体的认识,为创造新文化做出贡献。上引这段话如果从诠释学角度来理解也富于潜力,所谓“我们之作为出发点的文学观念,既必须与当前的文学发展的实际相适应”,似乎与我们习知的克罗齐式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说法相通,而章先生又说“又应不与以前的文学发展的实际背道而驰”,意谓历史需要合乎历史真实,须做艰苦的探索,须遵循实证方法与学术规范。

严家炎 等

谈到艺术形式,章先生以脍炙人口的王安石《泊船瓜洲》中“绿”字为例:“如果没有从唐代杜甫开始明显起来的、经贾岛等努力推进的诗歌注重炼字的传统,王安石就不会对此字反复推敲;而王安石这种创造性劳动又为后来的诗人炼字方面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所以,在考察文学形式演进时,应着眼于由无数作家的贡献所组成的文学技巧的不断丰富和提高。”(《不京不海集》,页574)这里从“炼字”的修辞方法的历史演变来考察“绿”字的创意价值,这种方法也适用于其他文学形式范畴的分析,如今天常用于小说、电影分析的类型研究。学者须对文学文本及形式传统了如指掌才能做到这样的细节考察,因此古今演变的研究对学者提出更高的专业要求。另外须注意的是“传统”一词,意谓形式创造的历史累积,要在艺术上推陈出新,必须以熟悉前人创造成果为前提。这与艾略特所谓诗人须自置于经典传统之中推陈出新的说法异曲同工,而王安石的“绿”字凝聚着“影响的焦虑”,因此对于今天的艺术创造,章先生的解释也足资启发。

十一年前,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问世,该书由于突破了长期流行的文学史模式,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受到广泛欢迎。十一年间,主编本着精益求精的态度多方听取意见,几度深入思考,加以重新修订,于今将这部《中国文学史新著》呈现给学界和广大读者。

由“古今演变”的“古”“今”构成传统与现代互动的时空场域,并非僵化的概念。从古今两端思考问题将激发新的探索热情、新的思想火花。古今演变作为新的研究方向本身是开创性的,有待探索,却启迪了无限的可能性,正如章先生所举的巴金的《家》与《红楼梦》的联系,也是一番探索而发现的例证。对于现代文学这一头,他在《开端》一文中把20世纪初定为现代文学的开端,虽然这一提法已在学者当中流传,但先生另有问题意识:一面重申“五四”的“人性的解放”的精神、白话文与艺术创造的划时代意义,一面把“五四”回到历史真实,打破概念的迷思而开拓鲜活多元的思想空间。对鲁迅早期《摩罗诗力说》、梁启超和徐枕亚《玉梨魂》的解读,皆以“人性”历史演变的观点一以贯之,令人对于20世纪初至“五四”之前的文学形态刮目相看,尤其对一向被“五四”所反对被文学史所否定的《玉梨魂》的肯定不啻为重估“鸳鸯蝴蝶派”开启了闸门。同样如上面提到《新著》中近世文学“嬗变期”的论述也具有探索历史盲点与祛魅“五四”的意味,如对《海上花列传》的“高度艺术成就”的评价,在较早2002年发表的《写实主义成分在明清小说中的增长》一文中已有论及:“《海上花列传》虽不足与《儒林外史》《红楼梦》并驾齐驱,但其描写‘平淡而自然’,故尚不致与它们背道而驰。到了清末的所谓四大‘谴责小说’,却走了回头路。”(《不京不海集》,页541)这里“平淡而自然”是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肯定《海上花列传》语言风格的批评,但章先生以四五页篇幅论述其文学成就,另一方面鲁迅把四大“谴责小说”看做晚清小说成就的代表,因此章先生说“走了回头路”,意谓走上了“载道言志”的老路,也是对鲁迅观点的某种修正。

《中国文学史新著》延续了《中国文学史》重写文学史的思路,继承了以人性的发展作为文学史发展线索的写作主张,又进一步贯通古今,使古典文学乃至中国文化在更宽广的视野和更现代的背景中得到凸现和聚焦。它的出版必将再一次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

从古今演变来观察近十几年的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研究热点或趋势,不仅可看到章先生的“整体”观念仍具充沛活力,且开启多元的探索空间。

为了更好地解读这部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总社联合举办了专题研讨会。以下为此次研讨会上有关专家的发言摘编。

在近年来迅速发展的“通俗文学”研究论述中,《海上花列传》被尊为现代城市文学的源起,《玉梨魂》则是“鸳鸯蝴蝶派”的鼻祖,在此语境里来看章先生关于这两部小说的高度评价,无疑为“通俗文学”的正名及其研究的开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现在对于范伯群先生提出“通俗”与“五四”的“双翼”说,学者们似不反对,由是也形成了“雅”“俗”分治的格局。特别在作品的艺术性与经典性问题上,治“五四”者不乏居高临下者,治“通俗”的则不乏自视为软肋者,这些倾向对于文学“整体”的认识都是不利的。在这方面我们应当学习章先生对这两部小说的论述,破除雅俗的思维局限,以人性表现与艺术形式的互动关系为准则,方能有助于“大文学史”的书写。

严家炎:

近年来王德威先生提出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得到学界关注,也出现不少研究成果。自“重写文学史”以来在中国文学研究中最热门的莫过于“现代性”议题,大约觉察到其局限,于是呼吁抒情传统,含某种回归传统的意味,不过迄今为止对抒情传统的研究大多是理论阐述或着眼于现代文学或文化中的抒情表现。从抒情传统的角度来看《新著》,始终贯穿着“尚情崇美”的主流,强调文学的基本特征即为情感的表现,可说是一部抒情文学史昭昭在目,且透过人性的复杂棱镜呈现出抒情传统的丰富色谱。如论及明代中期祝允明时指出:“他对写作艳体诗的热衷”,并对现藏于上海图书馆的《祝允明书艳体诗册》作解读,认为在数量上超过韩渥和杨维祯,“在诗歌史上是很值得重视的。这意味着通过歌咏男女爱情来冲击礼教和儒家诗学观念的努力,在明代中期已经重新开始,并且已有明显的表现”(下卷,页83)。在一向受到儒家正统排斥的历史脉络中认为“艳体诗”属于个体私情的人性深刻的表现,几乎视之为一个抒情次传统,同样也见诸对晚明王彦泓的高度评价,并指出从20世纪初至抗战时期郁达夫、王独清、唐弢等都受到影响,还传到日本被称为中国的波特莱尔。这个现代链接是个重要提示。20世纪初王彦泓的作品被重新发现而被称为“香艳体”,尤其在民国初年不仅其作品被广为传播与模仿,在“男女平权”思潮的影响下,如王文濡主编的《香艳杂志》、周瘦鹃的《香艳丛话》等大力发掘表彰古今女性作家的“艳情诗”。其实章先生对这方面一向关注,如《新著》论及明代中期杨慎之妻黄娥的散曲时指出肯定了“女性对自己的权利的要求”,即为一例(下卷,页155)。2004年章先生在《文学评论》发表《〈玉台新詠〉为张丽华“撰录”考》一文不啻在追溯女性“艳体诗”的历史渊源了。

这部书当中,关于近世文学的部分我读的比较多,我感觉到这是一部很好很重要的书。就我读到的近代中国文学的书里面,这部书应该是代表着一种最新的水平和最新的成果,是最有代表性和重要性的书,对许多问题作了新的探讨。

《开端》与《新著》对近世文学嬗变期至20世纪初的文学的考察释放出新的空间,对于目前流行的“清末民初”研究也扮演了启其先机的角色。继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之后,韩南先生的《19世纪与20世纪初中国小说》(Chinese Fiction of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和胡志德先生的《把世界带回家:清末民初中国对西方的挪用》(Bringing the World Home: Appropriating the West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两书分别于2004、2005年出版,颇具标志性,海外大咖们聚焦于这一时段决非偶然。正如章先生所揭示的,从王国维、鲁迅、梁启超到韩邦庆、徐枕亚,在国族危机之际求新求变,无论思想、感情、语言等方面空前呈现古今中外之间的冲突、调适与融合的复杂性,对于历史演变的反思启迪了多元思考的可能性。最近陈广宏教授的《中国文学史之成立》一书对清末以来的中国文学史书写作了系统考察,即以“整体”观照及运用宏观与微观方法的出色成果。如书中专章讨论黄人的“审美为目的”的文学史观念,是清末文学演变中的重要一环。又如对胡适的“纯文学史”与郑振铎的“俗文学史”作了精彩论述,也带来进一步思考:“五四”的文学史建构可说是把雅俗两界占尽风光,当然“旧派”文学就无处容身了。

这部书的近世部分写得非常有特点、有成就,把中国文学从金末元初开始的一直到20世纪以前的七百年间的近世文学考察的相当细致和深入。对作为近世文学的标志,比方说市民意识的兴起,个人本位观念的得到承认、在文学里面得到体现,这些问题都概括得很准确。对这个七百年年当中近世文学从萌芽到明初受到挫折,以及后来的复兴、发展、嬗变,这个轮廓勾划的很清楚。

近年来文学与文化的跨界研究方兴未艾,《新著》的《增订本序》说:

这部新著有很多新材料发掘出来,有些平常文学史不大写到但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作家,像王彦泓,就不但写到了,而且把国外学者的反应、评论,比如日本的永井荷风,美国的韩南他们的意见都介绍出来。这是我们不大注意的,而这些都是非常实实在在的开拓。新著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每一编的概述都是一种专论,论述的相当深入。例如金末元初那一编的概述主要探讨了市民意识的兴起及其在文学里面的体现,论证得很有力量、很鲜明。所以我觉得读这个书确实学习到很多东西。

对于不少学者指出“光从文学来研究文学是不够的,必须从文化的总体发展中来研究文学”。我们的看法是:从文化的总体来研究文学确实是必要的,但如果没有对于文化各个组成部分——包括文学在内——的分门别类的深入研究,哪有对于文化总体的多少接近于正确的认识,又如何能从文化的总体来研究文学?……所以从文化的总体发展来研究文学和着重于(并不是“光从”)文学本身来研究文学都是需要的,二者可以——而且必须——相互配合、相互促进,以致彼此纠正。本书属于后一种工作的性质。

这部新著还特别突出指出中国文学自身内在的因素发展,会必然要走到新文学,走到现代文学来,我们的文学也必然走到现代化,这个论述很有力量。中国新文学当然是受到西方的影响,但即使没有西方的影响,它内在的因素也会起来,促成这种进化。《新著》把一直到五四后的新文学也尽量的对照起来,把近世文学跟五四以后的文学对照起来,从这里面互相关照,在关照当中找到发展的迹象、脉络,把它勾连起来,加以说明,这个都是治学的很好的方法。但所以这一切又都是从实际出发的,是从文学的史实出发的。因此,我觉得这是近年来出现的代表最高水平的一部文学史,尤其从近世文学这个角度来看。

对于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势头,章先生敏感地作了回应,谨慎而具开放性,并且提出了如何立足文学而从事其与文化之间的研究,对我们来说也是带有方向性的启示。

邓绍基:

章先生的文学整体观念离不开他的宏观与微观的研究方法,对材料的收集和考证一丝不苟,却全局在胸,崇尚真知灼见,许多观点是经过长期酝酿反复验证而产生的,因此我们亟须对先生的著述、对他的学术思想与方法展开研究,同时须保持他勇于探索不断开拓的精神,有所发现和创造,为新时代的文化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这部新著经过了两个阶段的写作实践,1996版对原有的文学史模式做了一个初步的突破,现在新著则对长期流行的文学史模式有了进一步的突破。很清楚的一个特点是,除了基本着眼于在人性发展制约下的文学的美感的发展作为贯穿线索以外,这种贯穿线索本身就建构了它自己的体系。我认为这是文学史著作当中的重大进展。这部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可贵的文学史体系,这就奠定了它的历史地位。我不仅仅讲体系,我还注意到主编把王朝体系改为上古、中世、近世三个阶段,借鉴了前人的一些说法、做法,但从文学史的实际出发,在中世中分为发轫、拓展、分化三期,在近世中分五期,我觉得这是令人耳目一新的,是从文学的实际情况出发打破王朝体系,提出的一种新论断。把三个阶段作为分期是经过了非常严格、非常认真的推敲研究,才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致远讲席教授。本文根据2017年12月4日作者在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举办的“章培恒先生与中国文学研究”系列讲座上的演讲整理。)

从具体的论述来讲呢,也使我们耳目一新。比如说,在东汉的辞赋与散文当中,非常注重书信,这些东西是以往文学史不讲的;在谈杜甫的时候,对杜甫后期的作品特别重视,因为编者认为杜甫后期进入四川以后自我意识的强化特点非常明显;对元好问的词作和文学思想很重视,而且把元好问作为近世文学最早的代表作家之一。这些具体的论述都很有新意。主编在书里讲,我们的目标是使此书真正的成一家之言。我想,一家之言的目标已经达到了,因为这部书自己建立了一个体系,而且确实进一步突破了原有文学史著作的模式,也就必然有助于促进文学史学科的更新。新时期以来学术界有一个共识,只有多元才能促使学术事业繁荣昌盛,文学史格局也要多元,正是从文学史格局多元来说,这部书虽然确实是一家之言,但它发生的影响必将是巨大的,也正是从多元着眼,在突破旧有的格式上,这部著作有着巨大的功绩,在积累新的模式上也有新的功绩。

另外我还想说一句,就是这部书的历史定位。这部书出来以后或迟或早会成为一个研究对象,因为中国文学史的构成本身是一个庞大的复合体。在这部书成为研究对象引起各种意见的过程中,也会促使研究者们对此作进一步的思考,作进一步的研究。

我很同意严家炎先生的评论,这部书是目前从框架到内容都呈现新的面貌的著作,是一部具有独特体系的著作,在中国文学史著作当中开创了新局面,有助于中国文学史学科的推进和发展,从我们希望的文学史多元化格局着眼的话,它表现了当前的高水平。

陈洪:

1999年教育部评重点推荐教材的时候,我就提出这部教材应该进入重点推荐的行列。为1996年版的《中国文学史》在学术领域内有很大的反响,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高校教学当中,都是受到极大关注的事情。有了新的修订和改写,很多地方比原来更明确或者是有了一个前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大家都很有期待的一部书。另外,我想最重要就是说,它无论是在体系上的探索还是深刻性在已有的同类书里都是非常突出的,对于教材建设多元化的总体想法是有着特殊意义的。我当时说了诸如此类这样一些理由,其他几位专家也都觉得确确实实应该把它列进去。这算是创了一个先例,因为当时这部书提交的只有上和中。由此也可以见出这个教材的特点是非常鲜明的。

现在三卷全书出来了,我觉得比当初的确是又有了进一步的提升。特别是在近世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的衔接、嬗变的关系上。因为若干年以来,章先生一直在倡导这方面的研究,也就是说这一部分内容是在一个长期研究的基础上然后结、灌注到教材的编写当中。这个特点是很突出、很鲜明的。

我很同意刚才两位先生的评价。这是很重要的一部教材,有特色的教材,在整个多元教材的框架中有很重要的一席之地。邓先生说得很好,作为一部很重要的教材,它自己很快也会成为研究的对象。在拜读的过程中,我也思考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在文学史的研究和编写当中,描述和评判之间的关系。任何一种书写都必然有我们的一个框架和一个特定的角度,而这个角度和整个的史实描述之间,这个关系、这个度如何把握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对于文学史的评判突出了思想文化内涵的某个方面使其更具有现代意识,在操作的层面、文学的式样、形式上面的一些东西和思想文化内涵在处理上还是有研究的余地。另外,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近世篇中尤其是向现代文学嬗变部分,是不是还可以再多关注一下明代后期以来女性的写作,我认为女性的写作无论是庞大的群体还是在其中体现出来的人性的觉醒,可能还可以再多关注一点。

陈大康:

我很佩服章先生在这几年身体不太好的情况下坚持完成了这部巨作。而且章先生的写作思想非常明确,思想贯穿全书。

这部书还吸纳了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有些地方讲的很公平客观,比如大家都知道对于《西游记》的作者有争论,过去因为胡适、鲁迅讲是吴承恩,大家都讲吴承恩啦,但吴承恩的讲法呢我觉得在逻辑上有问题。但是不讲吴承恩呢,反对的力量非常大,我发现章先生写文学史讲到《西游记》的时候很客观,他并不因为自己是主编,自己觉得不是吴承恩就写不是吴承恩,而是很尊重其他学者的想法。再有就是关于分期的处理方法,我觉得比以前好很多,既有一个分期,同时朝代也要照应,双方结合的比较好。

章先生关于古今贯通的思想,在学术界影响非常。1996版的文学中就专门有一个结语:向新文学迈进,因为研究现当代文学的人往上追溯,就要解释五四是怎么发生的。96版的结语,把这个关系讲的很清楚。现在这部新著在讲完诗歌之后就结束了,我感到其实可以把96版的结语加以修订附在后面,告诉读者文学这个发展的脉络在五四以后是怎么跟上的。或者更干脆地说,中国文学史就应该写到当代,让大家知道在现当代文学的前面还有一个古代,我们的文学是从古代延续下来的。现在的一些现当代作家放在这样一部文学史里,李白是一章,你可能只是一节,或者可能只是一段话,那么这样整个中国文学史的位置就摆正了。

王水照:

章先生在学术上有不断的追求,非常认真的追求,非常真诚的追求。对于文学史的问题,他一直坚持认真探索的立场,因此这部新著较之前部又有了很明显的提高。

我觉得这部书从考订和实证研究的角度有很大的价值。我非常欣赏书中的注解,它发挥了一个注解所能发挥的最大作用。我们的脚注一般是引用原文的出处,但是章先生的注解很多是考订,考订材料的辨别,考订材料的来源。

文学史在中国文学学科当中是重中之重,是学术内涵最深,对每个学生的成长,包括我们每个人的学术成长都很有意义的学科。但是中国文学史到现在已经有一千多部了,大多数是低水平的重复。但章先生的新著很有新意,主要贯穿了三个思想,第一就是文学的发展与人性的发展是同步的,第二就是重视形式的发展,第三就是古今演变,这是三条非常清楚的线索。尤其是近世文学部分,贯穿了章先生古今演变的文学观念,最让我有耳目一新之感。

如果说有个不满足的地方,就是感到古今演变这个概念确实是贯穿全书的,但前面两卷贯彻古今演变相对显得弱了一点,只有一些点的比较,还没有延伸到线。那么这个问题能不能做呢,还是可以做的。中国古代文学与新文学怎么联系,我想有三种形式可以联系起来。

第一种联系是,新文学里具体的文学事例、具体的文学现象,与古代很明显有联系的,有一些比如像胡适搞新诗革命的时候明确说,自己主要是从宋诗里取得经验;还有譬如俞平伯先生说词,认为词长短句的形式,当它脱离歌唱后变成单纯的长短句的抒情诗的时候,可以给新诗以更大的作用。当然新诗这个问题章先生也说了,小说和散文跟古代的联系比较紧密,新诗的确吸收的比较少,是个特殊的问题,不过古代诗歌肯定是有影响的。第二种联系是,新文学里面的现象跟古代文学里面的现象可以相通,虽然我们不一定有证据表明后者是前者那边直接影响来的,但这种现象写出来也好,就是写出一些相通的意向、相通的构思,可以进一步发掘。第三种联系是,可以互释,就是古代的材料跟今人的材料可以互相来阐述,章先生文章里面已经提到,冰心晚年集龚定庵绝句来抒发自己的感受,当然我们还不清楚冰心的创作里面什么地方受到龚定庵的影响,但从她的做法可以肯定冰心和龚定庵之间有个心灵的共鸣,找到了共鸣点,这个共鸣点是可以研究的。龚定庵的诗句可以作为绝句的材料,反过来又能说明龚定庵的诗至少每个诗句有独立的意向可以供你大量的吸取。所以我想用这样一种方式,古今之间可以互相说明一些问题。

章先生说希望使这部书真正成为一家之言,一家之言这个话最早是太史公说的话,叫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三句话倒是章先生这部书的特点了,章先生这部书继承了中国优秀的修史的传统。

罗宗强:

章先生这部书最大的贡献是他提出来用人性的发展来衡量中国文学史,做到这一点不容易,真不容易,章先生这个做法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对文学的认识,什么是文学,章先生充分展开来说,文学是表现人格价值、个体价值和作为群体的每一个个体的价值,他的自尊、他的内心世界、他的感情,对此做了充分的表达。我看这部书,凡是表达真情的,浓烈的真实的感情的,章先生都加以充分的肯定。而对于那些个受思想束缚的文学作品,比如唐代的古文运动啊,白居易的闲适诗啊,他就一笔带过啦,没有加以充分的肯定,这一点是跟过去文学史有所不一样的。

很多思想我非常同意章先生的观点,但我的一些思想呢,可能比较偏激,我对儒学的问题有很多想法,章先生讲的政治的压迫和思想的束缚往往使文学处于低潮,举的是明初的例子。儒学有它的优点,但它有很大的束缚,特别是后期儒学,宋明理学以后,三纲五常的束缚很厉害,中国文学史的生命是什么,它发展的主流是什么,这个问题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看法。我非常同意章先生的看法,因为这个看法提出来使得我们对于中国文学史的历史有一个全新的看法,不管这个看法将来是不是会为大家同意,但它是独树一帜的全新的看法。仅从这一点来看,在文学史编写的范围内,它是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

这部书有一个全新的视角,现在国内的学者像章先生这样贯通古今来讲的是少数,不容易。另外在描述的过程中,在人性之外还有一个标准,就是艺术的发展。我看章先生作品的举例中有很多新的东西,介绍了一些大家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作家,说明他对他所介绍的作家作品有系统的清理,有自己的选择。这个不容易。我们看其他文学史,举例大都一样,举李白就那几首诗,杜甫就那几首诗,章先生不一样。比如说,杜甫过去一举就是《秋兴八首》,这部书里面没有提《秋兴八首》,我想章先生为什么没有提《秋兴八首》可能是因为里面的忠君观念。这个问题是因为在判断文学发展过程中,他是经过考虑的。当然这些考虑具体会有不同看法,这不要紧。从文学发展本身来分析,而不从朝代来分析,这可能有不同看法,这也不要紧。章先生是从文学发展的内在脉络来分析,他有他自己的体系,前后互相照应的关系。文学史问题复杂得很,到什么时候都不会有定论。章先生这套书的价值在于他提供了新的模式,给人很大的启发。

程章灿:

读完《中国文学史新著》之后,我觉得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这三句话,正好可以借用来概括这部新著的三大亮点。

所谓究天人之际,是指这部文学史中贯穿了人性的发展这条重要线索。探讨与文学演进同步的人性发展,也就是一种新的意义上的究天人之际。《新著》采取三段九编的分期法,三段包括上古、中世、近世,中世文学又分为发轫、拓展、分化三期,近世文学则细分为萌生、受挫、复兴、徘徊、嬗变五期。这种对文学史分期与命名,着意以人性的发展为立足点,并着力彰显人性发展与文学发展的同步,可谓用心深微。中下卷各章标目中,亦时时透现着这样的用意,说明其思路是一以贯之的。与96年版文学史相比,《新著》对于人性的发展这一主题的理解显然更深刻,也更加融会贯通了。实质上,《新著》在追踪文学发展与人性发展同步的轨迹之时,已经展开了对文学以及文学性的重新定义、重新阐释--在我看来,这才是这部新著中最具革命性意义的实践,也是最应该强调指出的。

所谓通古今之变,应该有两个方面的内涵。首先,它是指在古代文学史内部,不同时代的作家作品以及文学现象之间所存在的相互关系。在《中国文学史新著》中,对这些关系的叙述随处可见,上下前后串连生发,使得文学史的脉络更加清晰条贯。其次,它是指在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内在联系,亦即中国文学古今演变。众所周知,这一概念是章培恒先生率先提出的,意在揭示一部中国文学史从古代发展到现代是合乎逻辑的演变,其间并不存在截然断裂的关系,也就是说,在中国古代文学内部,蕴藏着决定中国现代文学走向的内因,而西方文化只是加快其朝着这一方向演变的外因而已。实质上,中国文学古今演变学说对中国文学的历史性作了重新定义。从这一意义上说,它不仅为文学史叙述设计了新的策略,而且为文学史思考开辟了新的方向。透过贯通古今的表面诉求,我们应该看到其有更远大的目标。

所谓成一家之言,当然是说这部新著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其独到的特点。在内容方面,从作家作品的取舍轩轾、抑扬轻重,从文本例证的择定到具体的解析;在形式方面,从历史分期、章节分合到标题设计,乃至具见功力与匠心的文献注释,都有鲜明的特色。

因为这部新著的面世,曾经沉寂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也许会再度成为人们的话题。它所展示的文学史视野与对具体作品的剖析角度与解读方式,也将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并因而推动深化相关领域的研究,从而使其自身成为中国文学史学上的一个里程碑。

曾华鹏:

十多年前看到96版《中国文学史》,当时非常激动。章先生当时提出的这个基本观点有点冒险,但现在已经被比较多的人接受了。现在就可以更冷静、更理性、更深入地梳理他的基本观点如何深入地渗透到这部文学史写作的整个过程。《中国文学史新著》基本上达到了这个要求,把初版导言中的基本思想渗透到了全书当中。

1949年以后,我们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人,都在努力找一条贯穿中国文学史发展的线索,我们找了很多,但实际上是走不通的。现在章先生在这部书中很鲜明地提出,文学中的人性的发展以及艺术表现就是贯穿中国文学从古到今演变过程的基本线索,这就把我们过去摸索的找不到的线索找到了,这是本书很大的贡献。过去长期困惑的东西我们都不能解释,比如山水画、花鸟画,古典乐曲,这些怎么体现它的积极性,为什么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的人都能够共同地欣赏,过去很难解释。这本书从文学史的写作中,从对中国文学全过程的梳理中论证了人性是贯穿文学艺术的最核心的东西,这是本书在理论上的贡献。

这本书最精彩、最有创建的还在于对文学嬗变过程的描述。第九编现代文学·嬗变期,把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结束一百五十年左右的历史,作为文学的嬗变期,考查这个时期文学嬗变的种种新的因素、新的成分,理出了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嬗变的整个目录,处处与后面的新文学向呼应,对中国文学从古到今的演变过程作了一个整体地把握。在具体的描述当中,很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注意前后的思想联系,他提出从嬗变期到新文学期的许多作品里面,体现了对人性的尊崇、对礼教的批判,比如《红楼梦》、《海上花列传》等,同时一些诗歌里表现了对人性的尊重,对自由的渴望,这与五四以后的人性是相通相连的。第二是注重形象的联系,这里就不多举例了。另外就是一些作品的相互映照,比如龚自珍的《病梅馆记》,与俞平伯的《花匠》有共同的东西,龚自珍的散文《尊隐》和鲁迅的散文《影的告别》在写法上有很多相通的东西。还有语言方面,叙事模式方面。这部文学史中都注意到了这些变化。从这些方面的内在联系来看,读了这一百五十年的文学史,就是出现了过去文学史中没有的一些新的因素嬗变期这一部分写得很好,分析得很细致。

黄霖:

这部《中国文学史新著》的确是一部成功之作。它有明确的治史目的。这是真正能写好一部文学史的基础。章先生写这部文学史的目的是十分明确的,即是要突破长期流行的文学史模式,成一家之言,以推动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深入。当然,在这后面还是有更深层的对于现代文化发展的思考。他要突破现在文学史已有的一种模式。为此,这部书充分地体现了一种精益求精,不断追求进步的精神。这也是复旦的一种可贵的传统。

第二,这部文学史有独立的文学史观。这是真正能写好一部文学史的灵魂。章先生这部文学史,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努力构建自己独立的文学史观。我理解它的核心精神是三条:人性的发展是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与之相适应的艺术形式美的演变;古今演变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次的新著的确清晰地表现出用这样的文学史观统率了全书。比如在分析高启的人与诗时,就突出了他对个性的尊重,并将他对个性的尊重与庄子、嵇康、李白、杨维桢等作了比较,使人清楚地了解了时代在发展、尊重个性在不同人身上的不同特色。再如在讲《文心雕龙》时,并没有在讲它的整个体系如何构建,而是从雕龙出发,围绕着刘勰对美的认识为中心来加以阐发。再如在分析张岱小品文时,就指出了这样的审美情趣,与五四后的知识分子已有相通之处。

第三,这部文学史有创新的精神。这是衡量一部文学史学术水平的重要标识。这部书的文学史观首先是新的。在这一指导下,分期也就是新的,很有创意。在这样的全新的大的框架下面,具体对每个时期的作家作品的取舍、详略及其分析、评价,都鲜明地显示了一种创新的特色。特别如关于《玉台新咏》、《妖红记》、王彦弘、《浮生六记》等过去不为重视、甚至根本否定的作家作品都上了目,作了较为详细与肯定的评价。还有不少过去一般文学史中没有提到的二三流的作家作品虽然没有上目,但都照顾到,增加了全书的新鲜感与丰富性。当然,更多的是对一系列的作家作品作了许多富有新意的分析,这里无法一一列举。

第四,主编有严谨的治学态度。这是真正能写好一部文学史的生命。严谨的学风首先表现在运用材料的正确性上,特别强调了确知其为已经改变了作品原貌的引文,即使在读者中已有很大的影响,仍不采用。严谨同时也表现在论辩中。全书在分析时,常常进行论辩,论辩时都言必有据。例如在辩析钱谦益诗莫教肠断李龟年时,引用了吴伟业的相关材料,有力地辩析了钱谦益怕自己与柳如是的婚事和那些艳体诗有损名誉的心态。这样的情况也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

董乃斌:

中国文学史的发展已经历了一百年的发展,文学史的著作已经超过一两千种。研究古典文学,就是研究中国文学史某些方面的某些问题。大家都认为这部书是文学史研究中里程碑式的著作,我非常赞同这样的提法。同时,我觉得这部书的价值也是划时代的。在这部书之后,文学史的研究方法、研究观念会有些根本性的变化。

在这部文学史中,章先生找到了一条线索,把人性的发展变化和文学的发展变化联系起来,贯彻下来,写出来这部杰出的中国文学史。我理解,章先生之所以有这样的理论概括,他首先是从文学史资料中寻找线索,是从具体到抽象,然后在写作的过程中又把理论用大量的事实具体化,这是两个过程,首先是从具体到抽象,然后再从抽象到具体。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从抽象到具体的这个过程。文学史著作包含大量的史料,但如何来操作和运用这些史料,还要有选择的过程。中国文学史的史料浩如烟海,不同的文学史家可以发现不同的史料,如果我们把《中国文学史新著》引用的史料做一个索引的话,我们会发现这部书与前人编写的文学史在史料方面,有很大不同。

史料运用之所以不同,章先生为何选择这些史料,而不用那些史料,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他的文学观的问题,一个是文学史观的问题,这两个观决定了史料的选择。做一个新的人名索引、资料索引,这样一部新的文学作品选就出来了,而且与过去的文学作品选不一样,因为文学观和文学史观不一样。我认为,这部书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它的思想,它为我们提供了有思想的知识体系。章先生通过很严密的论证,辨析了很多材料用到这部书中去,但关键还是要有思想,用思想把这些材料统率起来。我说这部书划时代,也在于它呈现出来的思想是划时代的。章先生的价值就在于起到一个示范作用,打破了文学史始终是在一种范式之下来写的模式,其他人可以用其他的思路来概括一下文学史,但实际做到,又是很不容易的。章先生这部书表明,多元化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也激励了后来者,一方面发现材料,一方面锻炼思想,这样的话,我们的文学史研究就是不断在前进。

在以后有一段时间,在学术界和课堂上,可能大家会用章先生的这种理论来阐述文学史。大家都认为,这部书对研究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都有启发意义,我觉得,最有启发的应该是研究文艺理论的学者,因为章先生在什么是文学这方面,提出了完整的有力的看法,在什么是文学史方面,提出了完整的看法。

廖可斌:

我认为,这部书是一部全新的文学史。本书以人性发展为脉络,以古今演变为特色,另外特别重视历史分期,和史料的考辨。我打个简单的比方,人性发展好比这部书的血脉,注重古今演变的非朝代划分是其骨架,特别注重艺术分析和史料考辨,可以看成皮肉。如果把这部书比喻成人的话,这是全新的一个人。这部书和当下的很多文学史的确是不一样的,给人面目一新的感觉。

章先生是一个学者,同时又是一个有很高的思想和文化追求的、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人。除了文学史以外,他又有对中国文化的历史的思考。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他是借助文学史表达他的理想。章先生实际上有思想启蒙的意图在里面。启蒙看起来好像不新鲜,自五四以来讲了上百年了,但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呢?远远没有解决。所以现在通过研究的非常专深的专门之学,使读者通过这些著作感悟到这种意图,启发人们的思想,它的意义就不仅限于文学史了。我感觉,章先生是有理想在这部书中的。这部书不仅是像刚才诸位提到的是文学史编纂的里程碑,是跨时代的著作,我觉得也是思想文化界发出的一种声音,或者说是标志性的一个著作。

我觉得,从人性的角度考查文学史的发展和演变是完全合理的,而且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启发,对于我们研究古代文学或者现代文学会有新的思路,会开辟新的途径。对我的启发是,中国古人,特别是宋代以后的人,随着生活方式的变化,主要是随着商业环境的发展,实现了自食其力,文化教育得到普及,这样一个时代,使人们不再迷信过去的权威,人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这个变化,过去人们是没有注意的,在君权专制时代,人们对这个变化没有达到充分自觉,或者有一定程度的自觉,但是不能明言,所以当时的人对此解释不够。近代以来的人又把它看成落后的东西,没有去理解它,我们现在如果换一个角度来重新审视古代特别是宋代以来人的心理的变化和思想的变化,也就是这部文学史中说的人性的变化,我觉得还有很多东西可以重新来看。如果按章先生、骆先生的思路来梳理宋元明清文学,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

钱理群:

我觉得章先生他们这一代学者是有承担的一代人,他们的学术是有承担的。这存在着三个方面的承担,一个就是对自我的生命的承担;一个是对学术、对学科的承担;另外一个就是对社会、对国家、对民族发展的承担。我觉得章先生就是这样一个勇于承担的人。这部新著最引人注目的是写了十年,尤其放在当下的语境来看,用十年来写一部书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仔细想一下,实际上十年也是不准确的,他实际上是用一生在写作这部文学史。

很多先生提到这部书是有思想的知识体系,其实思想背后是有一种生命意识的,这是有生命的一部著作。其实它背后的东西也许是更重要的,所以我们不能仅仅将这部书纯粹看成是一部学术著作,而应该关注它背后的一些东西,我读这部书感到感动也是因为这个背后的东西。他是总结了一生的生命的经验在做一个发言。

章先生为什么强调古今演变,实际上他是反对现代文学是对古代文学断裂的说法。我觉得作为一名古代文学的研究者,对断裂这样的思潮保持警惕非常难得,这对于研究现代文学是很大的精神支援。他讲确知被改变了原貌的文本,即使在读者中有很大影响,仍不采用。他举例说,作了删改的四库全书全不作为引文的根据,这表现出章先生严谨的学风。这部文学史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它有独立的史实,其实也有独立的材料准备。鲁迅曾经讲他治史的一个基本经验就是对资料有独立的准备,章先生这部书就是有独立的材料准备的。

第二个方面,我认为任何一部有贡献的学术著作,它的贡献本身就可能是一种局限。常常在有所发现、有所突破的同时,可能会遮蔽一些东西。章先生强调的人性的解放,是个性的解放,他强调文学怎么从群体的转变成为个体的过程,他讲中世文学总趋势,说是从群体利益为中心向以自我利益为中心转变的过程,这个叙述是历史的叙述,但背后却是有价值判断的。中国历史上存在长期对人性的压抑,本书特别强调个性的解放,这是正确的,事实上也构成我们文学史发展的一条线索。但能不能反过来看,中国古代文学到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强调不断地个性解放是一个传统,但强调忧国、忧民、忧时也是构成一个传统,虽然本书在叙述上并没有否定忧国忧民传统,但在具体叙述上是有一定偏向的,所以我不是很同意书中对白居易和元白诗的评价,我觉得评价偏低了。再比如,还有对杜甫和韩愈的评价,也有这么一个问题。

吴福辉:

1985年提出20世纪文学史和重写文学史,是现当代的研究者提出来的,这个问题的提出可以看成是转型期的酝酿时期,这个问题的提出实际上也不仅仅是针对现代文学,这个问题是提出了,但是却没有很好地落实。这部新著是文学史研究和写作进入转型期以来,真正有实际意义的唯一的一本。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部文学史是破天荒的。在未来的学术研究史上,它会有很高的地位。

这部文学史的写法是有源头的,不仅仅是1985年的源头,从上个世纪我们有中国文学史开始,就有它的源头。黄霖先生讲有两种文学史,肯定了其中黄人的文学史,我也是这样的想法。黄人的文学史,就是这本文学史的源头,为什么呢?黄人的文学史对文学的基本的评价标准是文学为言语、思想、自由之代表,黄人提出文学是演进的,虽然这个想法他没有完全做到。文学是演进的,正是这部文学史从头到尾贯穿的线索,不过梳理得更加明确了,有人性方面的演进,有审美形式方面的演进。所以如果为我们这部文学史找源头的话,黄人的文学史就是其源头。当然现在的文学史不知道要比黄人的文学史要进步多少。这部文学史特别重视鲁迅的文学史观。章先生把20世纪20年代鲁迅的文学史观作为非常重要的精神遗产,来撰写这部中国文学史,他引用的鲁迅的著作非常多,这都是非常高明的地方,也说明这部文学史是有源头的。

第二个方面,这部文学史对于我们现代文学的研究是一个很大的提醒。现在对五四的研究,的确是意见分歧,而这个研究又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来看,它应该是现代文学的核心问题。五四到底是不是一个断裂?这部文学史是反对五四断裂论的。它以整个的文学史来反对五四断裂论。章先生认为,整个的古代文学都准备着进入五四。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是不同意五四断裂的。

www.462.net ,第三个方面,我认为,这部文学史代表着建国后1955年以前进入学术界的先生们的顶峰之作。这代学人是有特点的,比如说第一,坚持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第二,这代学人把自己的生活经验、全部的生命都投入到学术研究中去了。第三,考证细密、扎实。第四,文字生动,不艰涩,好读。第五,综合上述四点,这样的研究你不能说它不前卫。这五条显示了20世纪50年代进入学术界的学人的学术生命力没有停止,不但没有停止,可能还要进入巅峰,对后面的几代学人还会有启示,这个意义我们应该认识到。

吴承学:

澳门24小时娱乐场 ,《中国文学史新著》顾名思义,重点在一个新字。这个新字,按我的理解,是两重意义的,一重是对于已有文学史而言的,一重是对于主编者原有的《中国文学史》而言的。所以新著应该是对于已有文学史和章先生、骆先生主编的原版《中国文学史》的超越与出新。

那么,《新著》究竟新在哪里呢?全书明确具有一种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追求。

先说通古今之变。这确是本书的新特点。本书有一种综合的整体的观念:距离此书的开始写作已近十年,我们的基本写作原则--文学的发展与人性的发展同步,文学内容的演进是通过形式的演进而体现出来的--固然一如既往,但也对自己提出了新的要求:尽可能显示中国文学的前现代期所出现的与现代文学相通的成分及其历史渊源。我们不仅在近来新写的本书下卷第九编《近世文学嬗变期》中努力贯彻这种意图,而且还力图显示近世文学嬗变期的这些特征是怎样在中国文学的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演变而成的。可以看出这是编者的明确的学术追求。所以在文学史研究上,通古今之变应该是对于已有文学史和章先生、骆先生主编的96版《中国文学史》的超越与出新。

再说成一家之言。也就是贯通全书的写作原则--文学的发展与人性的发展同步,文学内容的演进是通过形式的演进而体现出来的--固然一如既往,但也对自己提出了新的要求:尽可能显示中国文学的前现代期所出现的与现代文学相通的成分及其历史渊源。

本书除了以古今演变的眼光考察文学与人性、文学形式的发展之外,还有许多值得注意之处,也是属于可成一家之言的地方。比如,按文学发展线索分为上古、中世、近世的分期;比如,该书非常重视审美感受;比如书中的脚注,我很喜欢这些脚注,这些脚注的学术含量是非常高的。

范伯群:

文学有它自身的特点,我觉得总得有一天把文学还给文学,章、骆两位先生的文学史正是这样一部文学史,这一点让我很感动。

黄人在编《小说林》的时候,提出文学是美的一种,美是文学的灵魂,没有美,文学就失魂落魄。章、骆两位先生的文学史阐述了人性发展制约下的文学的美感及其发展,自成体系。

第二点,我谈一下古今演变。原来的时候古今演变是放在最后一章的,现在分散在书中,而且有具体的例子,这非常好,很有说服力。谈及五四不是断裂的时候,说这是土壤和种子的关系,也就是说中国文学有这个土壤,外国文学有一个种子下来,不是断裂而是促进。这一点我觉得讲得很到位。

第三点,看了书中的很多文字,我们会感觉到借古可以鉴今。实际上,除了章先生的学问之外,包括他的阅历。他讲古代,有时候使我们会心微笑。

第四点,通过这部文学史,我们要提倡做主编要像章先生这样做主编。我觉得章先生的确是用生命在写这部书,这部书体现了章先生严肃的科学态度和顽强的拼搏精神。

另外,我觉得章先生这部书给我们研究现当代文学的人出了一个难题,我常想,多年以后,别人怎么看我们编写的现当代文学史。这部书的近世文学部分七百六十年左右,划分为五段;我们现代文学是三十年分为三段,如果1900-1916年也算为一段,就是四段,半个世纪分成四段;后面当代文学又分成四段。一千年后,后人以此划分文学史的话,要化分出七八十段。我研究了多年现代文学,发现我们的学科是很不稳定的学科。章先生这部文学史影响到我们现代文学的研究,我们的现代文学史怎么写?这成了问题。需要我们做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人认真思考。

栾梅建:

以我的看法,这部文学史初步找到一条符合文学发展规律的文学史发展框架,具体而感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精神产品生产的艺术规律。简单地讲,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来讲,上层建筑肯定是受制于当时的经济发展的,马克思曾经把人类社会的意识形态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人的依赖性的阶段,主要是指人类是在生产能力低下的状态之下,也就是奴隶社会当中,人性受到非常压抑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物的依赖的阶段,人逐步解放了,奴隶逐步解放了,逐步向物、向资本靠拢了,在金钱面前,人逐步享受到了自由,从人的依赖性阶段到物的依赖性阶段,人类社会是一个比较大的进步,对应的社会是从奴隶社会经过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阶段;第三个阶段是共产主义社会。这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虽然从人的依赖性阶段到物的依赖性阶段再到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一条基本规律,虽然中间会有曲折,我觉得这条规律在章、骆这部文学史当中得到了具体的展现。这部书最大的贡献就是,从20世纪初期黄人的文学史直到现在,找到了一条中国文学发展的规律和框架。

当然,这部书也有一定可以探讨的空间,作为开拓性的著作,它奠基了基本的框架,随着文学史研究的开展,可以不断地丰富、具体和完善。

另外,如果没有外来影响,到底有没有五四文学?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已经讲得很好了,这是外因和内因的关系,也是范先生讲的种子和土壤的问题,没有鸦片战争以后沿海的经济基础和工业化的程度,五四的起源和产生是难以想象的。五四之所以能够成为持续的广泛的运动,主要在于它发展的土壤已经有了,这个土壤不是从西方搬过来的,这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当然可以追溯到明代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就开始有了。从明代到五四,这是非常丰富的、有营养的土壤,西方文化进来以后,对于五四文学的产生,是一种内因和外因的结合的关系,这也是我们看待这部文学史的一个角度。

张新颖:

章老师固然是一位主要精力用来研究古代文学的学者,但是我觉得这部书是强烈地体现了现代文学精神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他为什么对人性和人性的发展的概念耿耿于怀呢?我觉得这里面有一种20世纪的中国人、甚至几代人艰难挣扎的痕迹在里面。从这个角度讲,这部书不仅仅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的著作,而且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今天的文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比如他关于人性的看法,举一个很小的例子,在导论里面谈到《水浒传》,谈到石秀杀潘巧云,这在金圣叹批点《水浒传》第45回时,已经把武松杀潘金莲和石秀杀潘巧云作了一番对比,说武松杀潘金莲还有情可原,石秀杀潘巧云就不可理解了。金圣叹指出的这样一个问题到了周作人那里,对此有一个激烈的批评。再到了施蛰存那里,他干脆重新写了一个石秀的故事,在这个新故事中,施蛰存先生把金圣叹说得不可理解的石秀的心理作了一个解剖,主要是从性心理扭曲变态的角度作了一番解剖。而在章先生这部著作里,他比金圣叹走得更远,也可能只有我们今天的人才会这样想,就是对女性的认识。换一个角度讲,我觉得这里面有人性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因素,章先生的文学史已经加入了从金圣叹到周作人到施蛰存再到今天我们对人性的理解。所以从这个角度讲,这部著作不仅是研究著作,而且也是成为后世研究的对象。

第二点,这部文学史的雏形,是课堂上的文学史教学。我是一个在复旦受教育的学生,我觉得特别幸运。复旦的文学史教学一直是非常个性化的文学史教学,为什么我们会发现复旦大学出来的文学史著作是非常个性化的,我觉得它的雏形是在课堂教学上形成的。从我自己的亲身体会,我有幸听骆玉明老师讲先秦文学,听王水照老师讲唐宋文学,读这部书的时候,我们有时候非常会心,会发现许多段落都是在课堂上讲的。所以我觉得文学史著作追求平稳、稳妥,这个平稳、稳妥可能是个虚假的东西。我们现在的文学史教学,包括现当代文学史教学,我们会有意识地把最新的研究加入到课堂教学中去。我觉得这个有特色有个性的有自己想法的教学方式可能是复旦的一个传统,在这样一个传统里面诞生出现在我们大家都看到的这部文学史,我觉得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原载:座谈会纪要?id=23785

《中国文学史新著》读后感(五):笔记

中国文学史新著

导论

我们把以前的文学划分为三个阶段:上古文学、中世文学、近世文学。第二阶段包括发轫、拓展、分化三个时期;第三阶段则有萌生、受挫、复兴、徘徊、嬗变五个时期的区分。

文学的基本功能是将美感带给读者。为读者提供美的享受。

《诗经》的注重主观感受的特色表现在:

1、《诗经》都是抒情诗,也即都是抒发主观感受的诗;

2、《诗经》中的其他手法,如假想和对比、词语的选择和调配、复沓方式的使用、自然景色的描写等,都是用来强化和烘托其感情的。

《诗经》以后屈原和宋玉作品在这两个原则基础上的重要发展:

1、 屈原运用大量的比兴手法,不仅是加强了直观性,而且是为了强化其感情。

2、 屈原在表述其感受、追求直观性时,已经离开了以择取自然、现成的东西为主的方式,而进行再创造;其所凭借的,则是幻想和虚构。

3、 屈原和宋玉所写的虽然仍是抒发主观感受的作品,但在这前提下开始注意对景物的客观描写

汉代的文学在文学史上最大的贡献在于第一次把美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之一,并以描摹客观事物为主,打破了诗歌以抒发主观感受为限的格局。

第一编 上古文学

概说

第一章 文学的起源和中国早期神话

1、诗歌的产生既是由精力充沛的具有节奏感的身体动作所引起的,而劳动仅仅是这样的身体动作的一种。

2、如果没有“人的本性”所给予人类的“觉察节奏的音乐性和欣赏它的能力”,那么,虽有劳动或其他类似的身体动作,也仍然不能“引起”“诗歌的产生”。

3、“觉察节奏的音乐性和欣赏它的能力”乃是人的审美能力的一个方面。

现存中国古代神话主要保存在《山海经》、《楚辞》、《庄子》、《淮南子》等书中。

我国早期神话不同于希腊神话的特色:

1、 这些神话人物除极个别的以外,都是为民除害的英雄。

2、 中国神话对既存秩序持肯定态度。

我国民族文化很早就形成的特色:重实际而轻玄想。

第二章 西周至春秋时期的诗歌

《诗经》中所见的艺术特色:

1、《诗经》中大部分作品都写得颇为具体,很少抽象的表述,这大概跟我们民族的思维特点有关。

2、《诗经》在叙事述情时,十分重视该事物与其他事情的关系,有时甚至超过对该事物本身的重视。

3、象征手法开始形成,并出现了象征色彩浓厚的名篇。

4、通过语词的选择和调配来加强表现力。

5、运用假想和对比手法,以强化诗人的感情。

6、用景色的描写来烘托感情,增加感染力。

7、双声、叠韵字和叠字、叠章的大量运用。

《诗经》对后代的影响:

1、 从文学上说,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它汇集了我国在诗歌创作上积聚了五百年之久的经验,对后代的诗歌创作具有重大意义。

2、 从汉代起,原称为《诗》的这部书就成了经,被奉为楷模。

第三章 历史散文

我国最早的史书是《尚书》、《春秋》;前者记言,后者记事

“春秋三传”:《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

《左传》值得注意的几点:

1、《左传》已能以简要的文字,为事件的过程勾勒出较具体而明晰的轮廓,使人看到事件发生、发展及结束的过程,有时也能点明其原因。

2、《左传》所载的外交辞令,不仅逻辑严密,而且表达相当精炼有力。

3、在《左传》的记事中,有时引入具体、细致的情节描写。

《左传》在叙事文上的成就,为《战国策》、《史记》等的出现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国语》所记为周、鲁、齐、晋、郑、楚、吴、越的史事,以“国”为目。

在先秦历史散文中,《战国策》是文学成分最多的一部:

1、《战国策》比《左传》、《国语》更注意写人物。

2、《战国策》叙述事件的过程时,较《左传》、《国语》更注意细节的描写。

3、《战国策》善用夸张、排比、行文恣纵而明晰,因而比《左传》、《国语》更富文采。

第四章 诸子散文

诸子散文是指春秋战国时期的各个学派——即所谓诸子百家——阐述自己的观点的著作。

在先秦诸子中,作为思想家而出现的,以老子、孔子、墨子为最早,他们分别为道家、儒家、墨家的创始人。

《论语》在驾驭语言文字方面的成绩,主要在于:

1、 它把孔子的原话删繁就简、压缩为提纲式的语言时,能够抓住其最主要之点,而且以很简明的方式传达给读者。

2、 它的记录虽绝大多数都是纲要式的,但有时也能把谈话的过程、某间的某些动作、神态作简要的叙述。

墨子名翟。

孟子名轲,字子舆。

《孟子》虽为语录体散文,但与《论语》的纲要式的记言不同,它不仅能较具体地记录谈话的过程,而且有不少段落能就某个问题为中心展开论证,逐步深入,已在向独立的论说文发展。

《孟子》是文学成分较多的一部,仅次于《庄子》。其文学成分表现在叙事和抒情两个方面。

就叙事方面说,它对谈话双方的记载,常有较为具体、灵动、引人入胜之处。

就抒情方面的文学成分说,主要在于《孟子》文章中有一部分颇具感情色彩。由于感情的激动,行文也就颇具气势。

《孟子》中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就是他在论述时所运用的寓言。

庄周的思想,以保全自己为第一义。

庄子散文的特点:

1、 庄周的散文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宏伟美丽的景象,而与这种景象联系在一起的,是一种鄙弃尘俗的高远精神境界。

2、 文笔的灵动多变。

3、 他的行文虽然常有突兀而不符合通常所谓的规范之处,但却并不使人感到难以理解,反而有一种自由洒脱、变化多端的美感。

荀子名况,字卿,赵国人,荀也作孙。

他的散文严谨而朴实;从文学成分来看,最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赋篇》。以赋作为标题,实始于荀子

韩非的代表作《韩非子》

韩非的文章逻辑严密,笔锋犀利,围绕中心,层层推进,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但从文学史研究的角度来看,他的文章中最值得重视的,是隐含感情的作品。《孤愤》是最突出的一篇。

第五章 屈原与楚辞

收载屈原、宋玉作品的最早书籍是西汉后期刘向所编的《楚辞》。

屈、宋作品之所以在艺术上具有很高的造诣,一方面自然在于作家个人的杰出才能,另一方面也在于楚国深厚的艺术基础

屈原名平,与楚王同姓。屈原作品现存二十三篇

《招魂》写得最早,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规模较宏伟的结构严谨之作。

《怀沙》是屈原的绝命词。

《九歌》中涉及神人之恋的作品,以《湘君》、《湘夫人》、《少司命》和《山鬼》最为突出。

运用象征的手法,以集中地自然景象来制造强烈的刺激,形成令人震撼的气氛,从《山鬼》开始。

《离骚》所倾诉的,是屈原为坚持自己理想和人格而经受的种种不幸,他顽强的斗争、追求和由于眷恋故国而决意献出自己生命的悲愤。

《离骚》的主要特色,在于感情的强烈、想象的丰富、象征手法的成功运用和结构的宏伟。《离骚》感情的强烈主要表现在强烈的自信和自尊。丰富的想象和象征手法又都是与其强烈的感情相联系的。因为,只有采用象征的手法,才能把实际生活中的相当复杂的过程寓多于一地加以表现,从而把感情突出与强化;也才能创造出种种在实际生活中根本难以存在的过程,用以寄托其感情并使之深刻而鲜明。《离骚》的象征手法的运用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于丰富的想象。作品里不但出现了大量的自然现象和神话传说中的材料,而且这一切都被组织在种种具体、细致的虚构过程之中,从而使作品里用象征手法表现出来的形象具有高度的魅力。上述这三点,决定了《离骚》的结构必须宏达,否则就容纳不了。

《离骚》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首结构完整、严密的长诗。

中国文学史上写道国破家亡情况的,以《哀郢》为最早。

屈原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是由于其对以前的诗歌传统做了重大发展:

1、《诗经》中的作品在抒情方面是内敛的,特别在写及纯属个人的感情时,一般相当克制。与此相对,屈原的作品则感情丰富而热烈。

2、屈原一面继承了《诗经》的不少优点,如象征手法、比喻、假想和对比等,但又作了发展,在象征和想象方面尤为突出。

3、屈原的作品已开始对生活中美的事物进行较集中地铺叙,包括官室、音乐、自然景色、美丽的女性等,这在《招魂》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4、屈原作品的句式虽然源自楚国原已存在的民间歌曲,但显然已发展得远为丰富多彩。

宋玉的作品只有《九辩》一篇

第二编 中世文学 发轫期

概说

中国的中世文学分为三期:从秦汉开始的发轫期,从魏晋开始的拓展期,从中唐开始的分化期。

发轫期文学的新特点: